自负的海子曾豪言：“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因为他觉得：“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隐痛。只不过再痛也是曾经，抵不过时间屠戮，终究麻木。
在如今这样一个远方作为地域概念逐渐消泯的年代里，与之有感情触连的人在逐渐减少，无论幸福或痛苦。抑或，随着地理上的距离被取消，远方已成过去，被泱泱风尘蹂躏成一种空灵的注记；甚至被误解为伪文艺的寄托，在虚伪抒情的漩涡里万劫不复。即便它曾是民族血液里涓涓不息的暗流，也难逃源枯水尽。
因而，一旦脱离了历史语境，很难再谈远方作为一个精神意指的内涵；就如遗忘一般，我们逐渐失去了对这个词的触感，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幸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展现了所需要的历史背景，或许可以从中探知一二。
（二）
费氏之言曰：“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意味着乡土社会求稳而不求变，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循环往复；从自然环境的制约，到似法的不成文的制度，一切都为人所接受而成共识，推演至整齐划一的熟悉和了解，世代传承。这是一个近似老子所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但却缺乏理想。
只不过，所谓“缺乏理想”只是形式结构上的特征，与内容不尽相同。毕竟人都是欲望的主题，终有人的需求超过单纯的土地供给，转而寻求一种更加丰富的趋于物质享受或能够一展宏图的生活。于是他的需求逾越了乡土这一看似广大、实则逼仄的地域狭限，他的理想只能存活在寥寥无几的比乡村规模更大的地域之中，或曰城市。何况古时落后的交通使方寸之地变成鸿沟，来去少则以日计，多则以月计。因而，乡土社会中的理想在远方。
过去工商为末业，惟读书是正道，对于那些出身乡土的人来说，他们更愿意在正道上沧桑，而非在末业里发迹；毕竟，学而优则仕。拿最成熟的科举制来说，赶考是其一大特色。十年寒窗苦读，待到赶考时节，筹盘备缠，路迢迢、水长长，远方的考场仿佛命运象征，是名落孙山还是金榜题名，理想就在百里外。这样的制度让远方成了读书做官的理想集聚地，绵延了一千多年。
然而，既然有人飞黄腾达，就有人空手而归；但败而不气馁，考场就在那里，再读些时日又是一条好汉。这种在此地与远方间辕辙仿佛乡土社会的循环，有些人在这样的循环往复里突出重围；也有人在漩涡中愈陷愈深，一如乡土社会中的一成不变一样，理想永远在远方。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所说的那样：“他所追寻的永远在自己的前方。”当然，如果是理想的不断更迭同样成立。不可否认的是，人在行走中认证了自己的生命力。否则便在日复一日的堆叠里消沉，不知老之将至。
除此之外，中国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的闭塞性给另一种远方搭建了舞台。孔子曾周游列国，想要实现他的学术、政治理想，却始终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因而他在国与国之间颠沛，在自成一家的超越时代的学术王国中流离。可他依旧期望有一个远方能承载他的理想，只是理想在所求远方。如出一辙，年轻气盛的瞿秋白在20岁时登上去往苏俄的列车，去远方追寻关于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的脚步。毕竟，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奠定了求稳而不求变的基调，使那些太过前瞻、太过创新的理想无所适从，于是只好寻找远方，无论有多远。
再观今日，热焰不熄的农民工潮，席卷了大江南北几十年，并仍将波涛汹涌，一年一度的春运是为明证。这恰恰是因为乡土社会的缓滞而导致的贫富不均，使远方承载着人们关于富裕的梦。然而，绿皮火车在消失，来往的时间在不断缩短，远将不远，顷刻便是理想。对于其他一切有关地域的东西，都如此在不断消亡。
总而言之，以乡土社会为基层的中国社会使远方成为理想的寄托，同时又让理想在一个又一个理想中流离失所；而科技发展让远方逐渐失去效力，也逐渐丧失了代名理想的能力。
（二）
乡土社会遵循差序格局，即使推及社会上层也同样成立，因为礼治是中国统治方式的传统，未曾磨灭。配套而行的是厚重的家族观念，从而利用亲属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并时代相传，除非香火不续。可见，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之下，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有其特定的位置，或者说是地位，至其生老病死都往往无可变更。而费氏又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这样一种地缘性的格局让人的生活范围狭小，无可变更亦无从变更，仿佛天命既定，人不可违。然违命者大有人在，或曰革命。
由于传统的惯性，个人的革新往往难以被群体接受，甚至被群体打压，更因家族绵延及差序格局并存的影响，这种打压是地方性的。当然，这并不限于普遍意义上的打压，更是惯性模式之下的阻力与蒙蔽，于是一旦囿于地方限制，便再无革命可能。只有外出寻游，广交名士，或者读书赶考、离乡做官，才能革自身之命，使自身从布衣平民变为乌纱帽下的官僚阶层，这边是个人革命的一种形式。其中，远方是一个必要因素，因为远方有与己异命之人或革命之要道，能摆脱自身命运羁绊，甚而重塑自身命运。
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乡土社会给予人的枷锁是毋庸置疑的，它限制了人生活的各方面，甚至将人的感情定向于同性之间，取自由而代之以固定的陈旧的模式，置人生性自由之高贵于乡土间的卑微。从这个角度来看，去往远方是对生命本性的一种回归，而此中革命正是一种溯源。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远方是人性的本真，因为至少给予人更多选择的自由，虽则基层之上的社会依旧阻碍重重，但至少比乡土之中更具弹性。
在费氏之书中，差序格局是针对个人而言的。若把眼光放大，置于家族之上，大概依旧适用。家族世代相承，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淀与经营，家族与家族之间必然产生可观的差异，说得狭隘一点，家族间的名望与实力是不尽相同的，从而家族也存在其社会地位，毕竟皇家之姓和官僚一族的优越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一旦个人的革命成功，就有可能使其家族之名显扬，在以家族为个体的差序格局中提上层次，甚而成就名门望族，传下去还能四世三公。于是，远方所承载的革命意义超越了个人，上升到家族层面。
不可否认，革命是与理想结合在一起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高于理想。只有深入远方才有完成革命的可能，而到达远方已经是理想完成的一步。因而，其中要求的是更深层次地从地缘性中突围，抛掉地域之于人的包袱，在新的地域中完成探索。
一言以蔽之，深入远方不仅让人革新了其在差序格局中的位置，也将其所在的家族带上了更高层次，是理想之后革命的可能。
（三）
古人有言：“四海为家”，不过此处之谓家是暂时性的，只是人在远方间颠簸时的逗留居所，虽然有着一定的情感寄托，仍不具有真正的家所包含的的归宿性。真正的归宿，是在故乡。无论是一生台上案前，还是一生戎马，亦或者半途革职，终究期望归故里，既然长于斯便要死于斯，这是乡土的逻辑。
离乡做官，要迁要谪，随着官位更替，走马在版图之上无论远近，毕竟奉天承命；着甲从戎，或征或戍，行军百里不在话下。马蹄声中，与故乡渐行渐远。彼时，此地为远方；此时，故乡为远方。正如三毛所写，我的故乡在远方。于是到最后，那些完成了理想甚至革了命的人的归宿虽在故乡，却在远方。正像他们最初如初生牛犊一般的时候那样，远方再次成为心绪的焦点，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一腔热血，而是归心似箭。
贺知章诗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可见故乡之于人的影响蔓延了一生，并且从不衰弱。而这恰恰是扎根于土地的乡土社会的特性，土地就是人的生命，离家愈远，乡心不减反更盛。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国共对峙导致大陆人流落在台湾，晚年之时思乡心切却难了心愿。这是政治的阻隔，使得对现今的交通来说分秒可及之地变成了远方，这是一种悲哀。这样的远方是人为的悲剧，人为地造成远方，并使之附上不必要的心心碎念。可以见得，这些都是战争的遗物，是一种恐惧，内中包涵向往。但如今是一个和平时代，这般政治阻隔势必消亡，于是此中远方必然逐渐式微。
世俗大作家米兰•昆德拉讲过一句很在理的话：“正是幻觉让人把家当做归宿。”撇开家不谈，让人产生归宿感的必然让人有幻觉。起初，远方是理想的幻觉，是理想的归宿；中间，远方之外的远方继续让人产生幻觉；最终，故乡之为远方是思乡幻觉的中心，是全身心的归宿。
简言之，远方即是归宿。
（四）
远方的内涵无疑是厚重的，但大都建立在交通技术较为落后的古代，是乡土社会的必然产物，因为其中包含了人的肉体、心灵与地域之间的矛盾，又彰显了人与土地的一种妥协与和睦。这些内涵正在消逝，科技发展的脚步有多快，消逝的速度就有多快。或许，不久之后这种地域上的远方将成为艺术中的命题，而非现实中的困惑。
然而，虽然地域上的远方逐渐被取消，心灵意义上的远方却愈加沉重。人生来就如孤岛一般，人与人之间无法做到心灵相通，所谓心有灵犀只是长久陪伴之后的熟稔，因而心灵之间可谓远方。当世之人以利益为重，精于算计，玩谋弄权，从而将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但在这种扩张过程中，精神的完满在逐渐破损，被物质的空洞吞噬。贪婪，自私，冷漠，如毒药一般侵入人心，同时成为填充心灵之间的距离的虚空。
当地域意义上的远方已成为过去，那种单纯的向往消失在风尘里，而人与人之间却渐行渐远，在假意与真心的纠葛叛离中行将就木，这仿佛乡土社会中理想的“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局，只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正如司法刚进入乡土社会之时，“并未立即建立起有效的法治秩序，反而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取消了远方的精神意指，却又让远方成为精神与心灵的空洞。过去的远方已无法救赎，且愿今朝的远方得到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