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勇应邀来院，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人’的反思”为题，为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段从学教授主持。
刘勇教授从“疫情之下人的反思”话题说起。疫情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挑战，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面对疫情，我们不仅要研制疫苗，更应以此为契机进行反思，提升人的文化素养，加强“精神健康”。疫情发生后，有“抗疫文学”和“文学抗疫”的提法，刘勇教授对这对概念进行辨析，指出前者主要是指作家对抗疫的书写，而后者范围则要广得多。“文学”如何“抗疫”？这就涉及到对文学根本问题的思考。从根本上说，文学是一种“无用之用”，是精神层面的事情，它能够提升人的心智，让人拥有一种自我反思的宝贵能力。因此，面对疫病，人类要反思自我，这才是“文学抗疫”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由此，刘勇教授带领大家重返“五四”新文学现场，反思“人的文学”。一百年来，我们对“人的文学”的理解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批判中国几千年来“文以载道”的传统，对中国文学不注重个人的倾向进行反拨；二是对西方文化强调人的自由与个性的传统予以充分接纳和广泛传播。但是，这样的理解真的准确吗？在刘勇教授看来，“五四”一代反对的是“文以载道”的“道”，而非否定文学“载道”的功能，从来就没有“不载道”的文学；他们也从来没有彻底忽视人的时代性和社会性而片面地接受西方文化对个性自由的张扬。进一步说，对“人”进行反思，其实并非“五四”文学独有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对自身、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断思考的体现，是人与文学的天然联系。
古今中外的文学，都对“人”有深入的思考。不过，中外作家对“人”的理解并不一样。刘勇教授以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余华、莫言等中国当代作家“不懂人”的批评为例，辨析了中外作家对“人”的不同理解。刘勇教授认为，外国作家往往追问的是“人是什么”，而中国作家则更注重回答“人应该是什么”，更多地从人生价值、社会意义、道德等层面进行书写。理解的区别，其实指向的是历史文化的差异。
刘勇教授认为，文学对“人”的思考，首先体现在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人的命运。他以曹禺的戏剧创作为例，指出“人的命运才是曹禺戏剧的根本冲突”。所谓“人的命运冲突”，就是“人总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但总是把握不住。”也正是因为致力于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曹禺的剧作才有了一种辽阔、深远、悠长的诗意和诗性，“剧中有诗”，是曹禺剧作最贴近外来话剧本源，又最贴近中国传统京剧的地方。
讲座中，刘勇教授还从“人”的角度，对“鲁迅的价值”及部分鲁迅小说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解读。刘勇教授视野开阔，旁征博引，语言诙谐，在场师生无不沉浸其中，整整三个小时的讲座，毫无漫长沉滞之感。在最后的总结中，段从学教授特别提醒同学们要学习刘勇教授既有宏大视野又留心细节的治学方法，养成开阔通达的学术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