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3日，“中古时代的文献、文本、文体：理论与方法”工作坊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人文高等研究院会议室顺利举行。会议由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澳门新莆京7906not联合主办，召集人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罗宁教授。
此次会议共有来自11所高校的17位学者参加，其中9位学者发表了报告，学者们围绕报告的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复旦大学查屏球报告“《白氏文集》由写本到刊本转变过程考述”，展示了《白氏文集》自结集成书以抄本形式流传直到宋初被正式刊印（最迟景祐四年以前已有“元印本”）之间的过程，并认为白居易形象在宋代发生改易，与白集在宋代因刊刻而容易得到全集有关。浙江大学咸晓婷报告“唐代诗歌写本的书写体式研究”，探讨了诗歌写本的首题、尾题、署名、题记、诗序、注释等项，以及空格、顶格、升格等书写体式，对于认识中古文献写本颇具价值。杭州师范大学马强才报告“文本波动与阐释效果——以苏轼诗作的自注为例”，他考察了苏轼诗自注在几种宋元刊本中的差异和变动情况，不仅与墨迹、石刻等进行比较，同时还注意到自注在诗话、小说、题跋之间的变化，引起对自注性质和文体界限的思考。浙江大学林晓光报告“从文本变异角度重审汉唐赋史的若干问题”，对文学史上所谓六朝“小赋”这一文体进行了反思，他通过考察作品异文发现六朝赋文本有大量的“兮”字脱落，进而认为传统上对汉赋、骈赋的划分也有重新衡量的必要。南京大学卞东波报告“中国中古文学文本的日本古钞本、古注本与古评本”，以日本所藏《文选》、《白氏文集》古钞本为例，说明了日本古钞本对于考察中古时代的文本原貌的意义。他同时强调，中国中古文集的日本古注本、古评本则体现了域外人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与认识，对了解古代的东亚文学与典籍交流有重要价值。西南交通大学罗宁报告“类书、类传、小说：中古文献的增补与续广”，考察了中古时代文献中容易发生文本增补变异的三类书籍：类书、类传和小说，分析了它们容易发生文本变异的原因和机制，如文类地位较低、具有工具性、书名可作为总名等。杭州师范大学刘正平报告了“唐代的抄手与宋代的常卖——唐宋时期经籍图画产生与流通的渠道转变”，主要对宋代“常卖”这一类人的身份、角色、地位等进行了初步探讨。浙江大学孙英刚报告“双肩出火的君主：中古时代对贵霜君主迦腻色迦的想象”，讲述了贵霜帝国君主迦腻色伽降龙的故事，并结合各种文献和图像，分析了中古时代对迦腻色伽的形象建构。浙江师范大学孟国栋报告“浙江新出瓷墓志的地域特征及文化内涵”，对浙江上林湖新出土的瓷墓志的形制以及墓志文字进行了探讨，注意到它们不同于中原地区石制墓志的一些特点。
来自浙江大学的冯国栋、叶晔，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成国，河北大学的廖寅、刘云军，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刘学军，浙江工业大学的方坚铭，浙江传媒学院的赫飞等学者和一些研究生参与了讨论。精彩的发言报告和充分的讨论时间，使得学者们的讨论热烈而深入，达到了切磋学问的效果和目的。这次会议对于中国中古时代的文献、文本、文体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