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立国之本

明神宗万历年间，三案前夕，有所谓“争国本”，“天下之本”，那是指太子废立之争。“国本”一语，早见载籍，《礼记·冠义》：“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宋人陈亮《廷对》：“正人心以立国本，活民命以寿国脉。”这里的“国本”指的是礼仪、道德与文化。20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汉民族文化学的滥觞》，其中谈到文化的定义，谈到文化的功用，谈到文化的“信息压力”和“规范压力”，并引用章太炎的话：

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也，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因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话虽然有些绕口，但意思很明确，文化是立国之本，文化在，国家在；文化亡，国家亡，文化是救国保种的根基（当然这里是指优秀的文化，而不是“咱们先前阔多了”）。章太炎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国”的学者，所谓“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鲁迅语），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在一百年前说国学“影响于国家之存灭”，实在振聋发聩。章氏所说的“国学”，主要指国学经典。

201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一文中指出：

几千年来，我国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从一代一代众多仁人志士的人生实践中，从中华民族传诵千古的诗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伟大的民族精神、高尚的社会风尚以及那些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

习总书记将传统经典看成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而且将“众多仁人志士的人生实践”与“中华民族传诵千古的诗文”相提并论，正表现着伟人的远见卓识。

三十四年前，英国哲人汤因比与日人池田大作谈话，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无疑，中华文化、中华经典已经不单是中国人的“立国之本”，而且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大同之本。

经典——治国重器

孟子说国宝是“重器”，秦始皇说传国玉玺是“重器”，但治国真正的重器是经典。许叔重道“本立而道生”，虽不尽为经典言，但实为经典言。孙权劝吕蒙读书，说“当涂掌事，不可不学”；曹丕说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宋人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都是把经典提高到国家治理、民族兴亡的高度来说的。

以传统经典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表现，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核。阅读经典，就是经营人心。2200年前，汉高祖打了天下，认为经典无用，他的大臣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这句发人深省的话，历代统治者都奉为圭臬。现代社会，物欲横流，人们多感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也多倡其国用重典以惩之。但我要这样说：一个和谐社会，没有法治是不行的，但是只有法治则是万万不行的。古代所谓“三纲八目”，“修齐治平”，“正心”是其中的钤键——不读传统经典，不谙优秀文化，“发如韭，剪复生”。经典有形，经典中的思想无形，致远，非经典无以行。

全社会都要读——阅读学的启示

兵不在多而在精，这是从量上说。从古到今，典籍浩如烟海，不少的学者，如梁启超，胡适，鲁迅等都给青年人开过书单。“生也有涯”，而书无涯，故读书首在择书。《大纲》选择了一些童年时期、中学、大学和走上工作岗位各阶段的必读书目，这些书，有传统经典，也有当代经典、红色经典、少数民族经典。我们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最低限度，尚须要大大扩充。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四大名著》以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有条件的话，都应该读读。

人人都要读，这是从面上说。经典阅读，首先是“面”，要提倡社会各行各业的无缝隙阅读。三十多年前，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

过去我们的学校教育，注意理工科比较多，那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但是，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才行。今后，在继续办好理工科的同时，应当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并从小学开始，就让学生读点古文。

事情过去三十多年，我们不能不惊叹这是远见卓识，经典要进课堂，进教材，进大纲，更要在我们的各行各业、各种媒体及网络中大力提倡，形成风气。

快读与慢读，这是从质上说。现代社会，注意力已经成为最短缺的资源。在“碎片化阅读”充斥，“拒绝阅读症”盛行的时代，读图，流行，戏说，水煮，麻辣，穿越，韩剧，游戏占用了大量的时间。用生活节奏加快来为不读寻找借口，大可再看“孙权劝吕蒙”读书“卿言多务，孰若孤”的掌故。我们主张，经典还是要慢读，静心读，用心读，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那是走过场式的读，读不好经典的。海明威的“冰山原则”认为作品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作者只提出作品“八分之一”，其他八分之七，要靠读者来补充，以愚见，快读绝不可能完成这八分之七。

默读与诵读，这是从方式上说。吟咏之间，方见魅力。南宋朱熹的看法是：

要读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清代古文家曾国藩谈到自己的诵读体会时说：

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展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是为的论。

知行合一，这是从阅读的目的上说。“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来的，他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非“知行合一”不能“致良知”。换言之，行胜于言，方能持之以恒，避“知易行难”深弊。阅读不能止于形，更要得其意；不能浮于形式，而要知行合一。不唯学分读，不唯考试读，不唯考核读，既要“得兔”、“得鱼”，更须“绝知此事要躬行”，结合实践，与个人的自我完善相结合，躬行不辍，以“增进国民的道德”，这才是经典阅读的本质特征，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

是为序，权为引玉之砖。

作者简介：

汪启明，中文系主任，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第十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中国训诂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四川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四川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获学校第二届“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学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督察组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库专家、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图书评奖专家，省新闻出版局图书评奖专家组专家、国家重大出版基金项目《汉语大词典》（修订）编委，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巴蜀全书》语言咨询专家等；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2项，省部级4项；主研国家重点、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省重大委托项目各1项。出版专著22部，其中独著、主编或第一作者11部；发表学术论文110多篇，其中CSSCI、中文核心等重要期刊40余篇，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四川省最佳图书奖1项，其他省部级奖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