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切尔·卡森其实也是一位很早就“触电”的美国海洋生物学家，早在1932年她就为电台专有频道撰写科技文章。1955年因出版《纵观海洋》《我们周围的海洋》这两本著作而获得两个荣誉博士的雷切尔·卡森出版了她的第三部著作《海洋的边缘》，这本畅销书获奖后亦被改编成一部纪录电影。尽管卡森对电影耸人听闻的手法和任意曲解的改变不满，拒绝与之合作，然而，这部电影仍然获得奥斯卡奖。随后的几年中卡森仍然继续为电影视撰写稿件。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是雷切尔·卡森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这部彰显作者有着明确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以及强烈的自然使命感和人类责任感的著作，不仅仅引发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也催生了生态哲学和基于这种生态哲学的文艺生态批评，也催生了影视研究领域的影像生态批评。
事实上，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拉开了现代生态主义思潮的帷幕，“这部划时代的作品‘改变了历史进程’，‘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 ‘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发展战略、环境政策、公共政策的修正’和‘环境革命’，同时也开启了作家们大规模自觉创作生态文学作品的时代。”（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25页）由此，一种全新的“思想模式”、有别于以往“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诞生了，这就是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主义。人本主义看重人的独立与尊严，生态主义则以人类与生物圈和非生物圈的相互依赖、相互滋润为出发点，把“以人为本”的宗旨放置于更宽泛、更高尚的自然生态圈中，考察人的行为在自我发展过程中是否有损于生态环境。生态主义尊重多元性,而不提倡过分强调“人是万物之灵”的单边主义思维。以自然为出发点，也以自然为归宿点是生态主义最本质的规定性。保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社会是生态主义的最终目标。生态主义从一种社会政治思潮逐渐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摄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观点，一种崭新的、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延伸到社会生活、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逐渐深入到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建筑、戏剧、电影、影视、网络等文化的各个领域，切实地与我们的时代脉搏息息相关。
纵观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研究的发展，都是在不断缩小文艺研究中的“世界”概念的范畴。古希腊时期模仿说思考的对象是人与自然的整个世界，而发展到现代，文艺理论逐渐缩小到对人类社会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研究；自然被渐渐淡出了文艺批评的视野。如同以人类为中心的工业文明发展一样，文艺批评理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中进行着围绕人类社会的文字建构。格罗特·费尔蒂说：“通常，文艺理论研究的是作家、作品、及世界的关系，而在大多数的文学理论中，世界等同于社会。生态批评就是要扩大世界的概念，使之包括整个生态系统”。文艺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反映。人类的现实生活离不开自然环境。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并把自然视为可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造成了割裂整体、以偏概全、用人类社会取代整个生态世界的偏斜，产生了生态危机的后果。生态批评就是要把视野投向一向被忽略的自然生态环境，把文艺放归大的整体世界中，借助文艺文本呼唤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
生态批评是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质疑声中应运而生，也是在生态危机昭然可见时应运而生。它表明文艺研究者对生态环境实际问题的关注，表明文艺研究者相信文艺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资源，可望用于修补导致人类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人与自然不协调的对立关系。因此，如何让卢梭呼唤人类回归自然的声音重新震响？如何承继梭罗的使命唤醒人类与自然相通的意识以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如何让文艺成为有益于修复地球生态的人文能源资源？如何将文艺批评研究视野引向早已被忽略的自然生态，重新检视人与自然、文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文艺批评，使处于不确定状态之中的文艺批评与科学话语联姻，共同面对我们生存的世界不容忽视的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便成为生态批评家研究的主要课题。生态批评的消解性或批判性承继了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它最终是要创造全新的永恒整体和美——重新建立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带着这种意识，生态批评者将要从认识论上对西方根深蒂固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进行清算。小林•怀特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从宗教的视角指出了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源是在于基督教文明本身的发展。简单地说：在西方文明中，如《圣经》“创世纪”篇所描述的上帝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力交给了亚当（人类的代表）之后，人与自然就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人可以打着上帝的旗号为了人自身的利益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使人在自然面前巨人化，而使自然处于弱势、沉默的地位。走到今天，从生态地后果看，已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必须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者触及到了西方二元对立思想根源的要害，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从创世走向末世的直线模式。而且在逐渐取代了古希腊和东方思想中的循环往复的自然观。这种直线模式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一旦持有地球终究是要毁灭的观念，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会无所顾忌，只要今天生活改善了那管明天地球怎样的短浅的及时行乐的世界观对当今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古希腊的永恒的有机自然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都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对影视创作而言：越来越多的影视创作者在屏幕上真切地呈现了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稀缺、生态危机和灾难、生命存在的形式和范围等有关生态问题，表达了对生态危机的忧思和对人类生存前景的关切。这些正是影视生态批评者所研究的范畴。事实上，比较纸质媒介来说，影视艺术家能够通过影像更加细腻、生动地触摸世界，在影像符号系统建构的世界里更加便捷和直观地表达他们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人文关怀和对生态灾难的深切反思。
影视创作者的生态意识是影视生态批评家们研究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影视创作者本身具备的自觉的生态意识为影视作品对生态意识的体现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影视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意识也体现出影视创作者对生态意识的关注。
就自然类纪录片而言，生态意识在这类影视片中昭显出影视艺术家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以及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此类影视片主要关注人类及人类之外的生命种群的生存事实，表达一种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世间万物都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平等的一员，无论这生命是一条小小的昆虫，还是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雏鸟。人类应该与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友爱地生活，共享同一个蓝天。法国导演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三部曲是此类影视片的经典之作：讲述鸟儿飞行梦想的纪录片《迁徙的鸟》；展现虫子们隐秘生活的影视片《微观世界》；以及赞美人类与自然血脉相连的艺术片《喜马拉雅》。这三部电影以三个不同的音阶轻声合唱，奏响了一曲对生命的赞歌。使观众从中深深感受到生命的丰盈和脆弱，领会到生命的平等和息息相通。人类应怀着同样的情感，同样的尊重与关怀，去看待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无论这生命绽放的舞台是一片方圆不足百米的草坪，还是苍莽雄浑的喜马拉雅山，抑或是从南极到北极的漫漫旅途，这些地球的生命都在为种族的生存与繁衍奔波忙碌。在人的世界里，我们只是沉浸在人的情感中；在物的世界里，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物的存在和情感，甚至在物的高贵光芒中我们才会自卑于人的卑微和渺小。当人类描摹非人类种群世界的生活习性和精神世界时，往往会因为强烈的隔阂而无法深入，影像却突破了这一局限，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进行缝合和跨越，实现了对生命的准确观察，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现实认同感。
从影视生态批评的视角看，当前影视创作昭显的生态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注生命起源和生命的宇宙定位。迫切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促使人们去追寻生命是从哪里来，将要走向何处。例如，《基因与转基因动物》展现了未来生物技术的发展前景，图解了神秘的生命密码。《宇宙与人》拓展了人类认识自身和世界的视域。生命形式不仅获得了广袤的外部空间，同时也赢得了深层的内在领域。使观众对所有生命的生态环境获得清晰而准确的定位。
第二，关注非人类群体的生命活动及生存空间。《度过生命的危机》、《最后的大熊猫》、《英与白》、《回家》展现出国宝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揭示了大熊猫成为濒危动物的种种原因，揭示出人类与大熊猫之间和谐关系以及人类利用自身的科学优势尽量地延续和保存大熊猫种群。还有《微观世界》、《蓝色的星球》、《帝企鹅日记》、《迁徙的鸟》等影视片都极大地扩展了人对生物和生命的认知空间。
第三，表达生态关怀，展示人性冲突。人类的非理性的活动导致了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为了拯救地球生命，也为了拯救人类自身，人类应该规范自己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改造自然主体转变为环境保护的主体。不少影视片都已经涉及到理念的转变，表达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甚至为了生态整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更高境界。在影视片《一颗树》中，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其植树的平凡事迹因被置放于缺乏生命活动的荒漠而获得了传奇的色彩。这部片子为生态意识进入我们的传统的价值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
雅克·贝汉的《喜马拉雅》展示出喜马拉雅雪域高原深处藏族人的生存状态。在对人与自然这一复杂的主题的阐释过程中，彰显出人性的辉光和自然的雄奇。影片揭示出的两代人观念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解上。在老酋长霆雷看来，自然是活力四射的生命主体，是能与人进行交流沟通的精神主体，不论是天上的星星，还是起伏的群山，都有着人一样的灵性，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共生的，如果人对自然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星星会指引人的道路；群山会护佑途中的安全；甚至火中的盐巴都能够告知暴风雪的降临。但在年轻的话卡玛看来，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人无需依赖自然，人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战胜一切自然灾难。
彭辉编导的纪录片《平衡》和陆川导演电影《可可西里》都不约而同地叙述了发生在青藏高原无人区可可西里的关于藏羚羊偷猎者与保护者之间殊死较量的故事。这两部影片在对现代文明背后潜藏的严重的精神生态危机及其直接导致的自然生态危机的强烈批判之外蕴藏了对人类文明的深深忧思：文化的力量在现实的面前往往是如此的孱弱，经济利益的驱使可以推动整个社会前进或者后退，在这样强大的欲望驱动力面前，小小的藏羚羊是如此的不堪一击。翻阅长长的灭绝名单，可以看到：欧洲野马1877年，中国犀牛1922年，北非狮1922年，北非麋羚1923年，叙利亚野驴1930年，墨西哥灰熊1964年，台湾云豹1972年……下一个或许就是藏羚羊。长此以往，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在莎士比亚笔下，人这个动物是“万物的灵长”和“泥土塑成的生命”的混合体，是强悍和脆弱的混合体。近代二元论哲学在自然与人之间强化了人的作用和地位，弱化了自然。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乐意接受工业文明为人类创造的巨大财富，安然享受科技文明带来的便捷，但这在无形中也麻木了人们的精神；太多的符号和人造的概念让人们忽视了自然与人的关系，更难以产生对自然的敬畏感。生态危机说到底是人性的危机。作为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态问题，往往是以人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只有当人与自然的冲突转化为人类自身的冲突的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人性本身已经给人类自身提出了多么严峻的挑战。《平衡》、《可可西里》将超凡脱俗的可可西里的生命奇观和反盗猎队员的传奇经历缝合在大量具有强大冲击力的视觉镜头中，使观众深刻地反思严峻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应该承担的生态责任以及应当担负的使命，引发观众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幽深的哲理思考。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影视片创作者的体悟，也是人类真切的呼唤！ 诚如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杰•帕理尼教授曾言：生态批评“是一种向行为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回归的标志，象征着对于理论更加惟我主义倾向的扬弃，从某种文学观点来说，它标志着与写实主义重新修好，与掩藏在符号海洋之中的岩石、树木和江河及其真实宇宙的重新修好”。
通过对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等生态哲学著作的精读以及对文艺及影像生态批评的研究和把握中，我先后在中文核心及CSSCI期刊发表了《可可西里：纪录本性与影像生态》《自然之镜：嬗变中的电视生态批评》《徜徉在诗意的栖息地－关于雅克·贝汉“天·地·人”三部曲的影像生态学思考》《中国绿色音乐的媒介传播现状初探》等文艺及影像生态批评论文，并指导研究生撰写和发表了《绿色的镜语》《王海兵纪录片中的生态主义》《喜马拉雅：对东方生态智慧的诉求》等一系列运用影像生态批评方法的论文及硕士学位论文。可以说生态批评业已成为我与研究生一种解读研究文本的方式和自觉。
作者简介：
高力、男、山东临沂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传播学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曾任峨眉电影制片厂《电影作品》杂志主编、国家一级电影文学编剧。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四川电影家协会理事、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出版《荒原回声》《世纪末的镜语》《镜像东方》《影视剧作：模式与技巧》《羌村影像》等十余部著作，创作（发表与摄制）影视文学剧本160余部（集），影视宣传片、专题片70余部。在中文核心及CSSCI期刊上发表影视论文70余篇，有20余篇被全文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发表（拍摄）作品逾300万字。影视作品及文艺评论先后获得西南五省区电视剧评比一等奖，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国家税务局主办的全国纪实文学评比一等奖，四川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巴蜀文艺奖等十多项奖励。所撰写及摄制的宣传片《沙河整治工程》《四川电网2012年大面积停电应急演练》助推该项目分获澳大利亚国际“舍斯”河流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