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文艺学研究生时，初读莫言小说《红高粱》如斯词句的我，总感觉到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飘荡着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阐释的“酒神”的精魂。后来看到张艺谋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便强烈地感受到这种“酒神”的精魂就荡漾在银幕上那大片起伏的红色高粱的之上并从电影的视听空间中发散出来，沸腾了我与众多观影者的热血。观影之后、激动难已、夜不能寐、挑灯急就一篇名为《红高粱：自由生命意志的释放和外射》的文章。这篇用尼采所论述的“酒神状态”所统领的影评后来发表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主办的杂志《大西北电影》1988年第5期上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871年，先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的《悲剧的诞生》（尼采著，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被评论家誉为是“一部充满青年人的勇气和青年人的忧伤的青年之作”。在这部著作中，尼采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意像说明了艺术的起源、本质、功用以及人生的意义。本书共25节，第1节至第15节讨论了古希腊艺术的起源、发展，悲剧的诞生，悲剧的主要特征，悲剧的灭亡等问题。第16节至第25节的主要内容是：结合近代文学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结合近代德国艺术与社会的现实，讨论了悲剧与音乐艺术形式的关系，悲剧的再生，以及在悲剧的再生中德意志民族所起的作用等问题。
笔者认为，事实上《悲剧的诞生》的最独特和最有价值之处是对古希腊酒神现象的极端推崇。这种酒神现象在尼采的那个时代基本上靠民间“下里巴人”口播秘传，缺乏文字资料，一向为正宗“阳春白雪”的学院派所不屑。尼采却立足于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的酒神现象，把它当作理解高雅的希腊悲剧、希腊艺术、希腊精神的钥匙，甚至从中提升出了一种哲学来。在晚期著述中，尼采更明确地表示，在《悲剧的诞生》中，他是凭借他“最内在的经验”理解了“奇异的酒神现象”，并“把酒神精神转变为一种哲学激情”。
贯穿于《悲剧的诞生》全书的两个基本概念是日神和酒神。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在其眩目的光芒之中，万物都显示出美的外观；酒神则象征情欲的放纵，是一种痛苦与狂欢交织着的癫狂状态。尼采在这本著作中以日神和酒神象征说明古希腊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及人生的意义。由日神产生了造型艺术，如：诗歌和雕塑，由酒神冲动产生了音乐艺术。尼采的悲剧世界观强调，只有在酒神状态中，人们才能认识到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整体生命的坚不可摧，由此才产生出一种快感，一种形而上的慰藉。
研究生时代的我，在对张艺谋导演处女作、曾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电影《红高粱》的观照中，深深地感觉到这部作品的整体电影形态是粗犷的、暴烈的、野性的，有着以往中国电影从未有过的力度和阳刚。结尾处那尸体纵横、玉石俱焚的杀戮战场上空出现的日全蚀既是一种力量与轮回的隐喻，又与青杀口那大片野生野长的红高粱一起构成了蓬勃旺盛的大自然生命力与人类生命力的象征意象。或许是刚刚读完尼采《悲剧的诞生》的缘故，我从银幕视听空间展示的颠轿、野合、祭酒神、野调情歌，甚至从“我爷爷”当众往酒缸里撒尿的粗野举动、从血淋淋的令人颤悚的“剥人”兽行里……都似乎窥视到尼采笔下那个象征情欲的放纵的“酒神”，那种痛苦与狂欢交织着的癫狂状态；仿佛嗅到了弥漫在整个银幕空间的打破一切禁忌、放纵情欲的古希腊酒神祭中那酣畅、浓烈、溢满自由生命意志的醉人酒香；似乎实实在在地体验到尼采笔下“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情绪总激发和总释放”的“酒神状态”。从银幕展示的这些生命力恣肆迸溅、野性丰盈的自在形式中，我们除了嗅到蛮荒气息外，还多少有了一层生命的庄严感和神圣感；于是我们似乎也有了原小说作者莫言那种发自心底的自己生命力弱化的感叹，有了一种向被当下文明扭曲、压弯而佝偻，被物欲与权欲所锈蚀的日趋弱化的当代生命形态注入高粱酒般酣畅、浓烈、强悍生命力的憧憬。
其实，电影《红高粱》对酒神状态的刻意营造，还体现在对数字“九”的强调和彰显上。
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对某种神秘数字的特殊崇拜是人类原始期文化与宗教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数字崇拜的起源很可能是由于先民观察到某一数字在某些重要事件中多次重复出现，因而认为这个数字本身就具有某种“灵性”。后来，这此数字作为一种荣格所言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原始意象积淀在民族心理结构的深处，在流变中渐渐被赋予了某种原始宇宙观念与原始哲学的意蕴。在华夏的原始观念中，“九”这个数字具有特殊的意蕴。一方面“九”是所有数中最大的数字；另一方面，九又同天相连。在先民眼里，九就是天的九重环宇、九重天。屈原《天问》言：“环则九重”，《淮南子·天文训》曰：“天有九重”，《山海经·大荒经》云：“天有九野”……由此观之，当电影《红高粱》中唱：“九月九酿新酒……”“通天的大道有九千九百九……”“九九归一跟我走……”时，这里的“九”就被赋予了一层抽象的原始意蕴。事实上，“九九归一”体现出来的正是民族心理结构中，积淀深远的万物从道生，死亡之后又复归于道的宇宙环的原始意象。这种意象我们在电影《红高粱》的叙事链中得到了确认。我奶奶“九儿”七月初九生的描述，使人隐隐窥视到其与远古数字崇拜中赋予“九”这个数字的神秘意蕴的某中联系，这亦可从影片一再提示的“九月九”（重阳节）找到佐证。《周易·系辞下》中干宝注道：“乾为老阳，其数九”。“九”是“老阳”之数，象征生命活力的最高状态。这恰恰暗合了尼采所表述的“酒神状态”。
此外，电影中的“九”亦与贯穿全片的另一个视听形象“酒”（九是酒的谐音）紧密联系着。“酒”是色媒人，令人联系到色、性，但更使人联想到原始、自由的生命活力与雄雄阳刚之气，联想到打破一切禁忌、放纵情欲的古希腊酒神祭，联想到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说的使“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情绪总激发和总释放”的“酒神状态”；于是在弥漫着高粱酒般浓烈的自由生命的馨香中，影片的视听空间似乎划出了一个从现实理性文明束缚下回归原始本真人性的循环圈。
作者简介：
高力、男、山东临沂人。西南交通大学影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传播学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影视传播、戏剧影视学与电影学。 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曾任峨眉电影制片厂《电影作品》杂志主编、国家二级电影文学编剧。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四川电影家协会理事、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出版《荒原回声》《世纪末的镜语》《镜像东方》《影视剧作：模式与技巧》《羌村影像》《羽虹·双桅船—21世纪青春电影剧本自选集》等十余部著作，创作 （发表与摄制）影视文学剧本160余部（集），影视宣传片、专题片70余部。在中文核心及CSSCI期刊上发表影视论文70余篇，有20余篇被全文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发表（拍摄）作品逾400万字。影视作品及文艺评论先后获得西南五省区电视剧评比一等奖，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国家税务局主办的全国纪实文学评比一等奖，四川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巴蜀文艺奖等十多项奖励。所撰写及摄制的宣传片《沙河整治工程》《四川电网2012年大面积停电应急演练》助推该项目分获澳大利亚国际“舍斯”河流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