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传

我对文学的接触，始于动荡的文革时期。当时，文学书籍大都被列为“封资修”禁书，举国流行样板戏。小学五年级时，似懂非懂地读了《西游记》，感到文学很神秘。中学时，从流散民间的旧书残卷中，自读了先秦散文、史记、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中的若干篇什，接触过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周立波、赵树理、杨沫、刘绍棠等人的部分作品，泛览过复刊的分省文学期刊、少量的前苏联“解冻文学”，形成了初步的文学记忆。

1976年高中毕业下乡山中，残碑为桌，土屋透风，青灯荧荧，记起《聊斋自志》，不以为苦。高考恢复，录取到四川师大中文系。时值“科学的春天”，举国上下，求知若渴，受此感染，遂狂读恶补，算是对文学进行系统学习。毕业后分配至三线企业从教，山坳独处，四顾萧然，松涛如怒，间有运煤列车一声长啸。授课之余，昼则独行山道，讽诵唐诗，俨然与前贤对语。夜则阅经史，读美学，默记中外文学史，进学之意甚殷。

1985年考取四川大学世界文学研究生，方向西方文论。在校期间，喜读现当代西方文论名家著述，观其持论之新深，理路之严密，视野之开阔，倍感学力不足。又谓研究生者，当以研究为己任，遂无知无畏，鼓勇投稿，幸蒙编者不罪。毕业后，任教于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时比较文学方兴，川大诸公首其事。受此影响，写有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论文。务虚日久，欲试实务，遂从事新闻期刊和报纸编辑工作，获新闻类奖项约二十次，此虽小道，亦可窥媒体之运作，察文类之同异。

年过不惑，重拾教职，常感惶悚莫名。数年来，由传播而文学，教外国文学史，兼及基础写作、名著导读、文学欣赏、应用写作、新闻评论学。于教职，喜诸生之敏慧，克尽职守；于文事，听新声之竞逐，率多疑惑。至于做论，则职份事。愚以为，文学有不变之变者，曰真善美。有变之不变者，曰文学性、民族性与普世性。文学教育之大旨，不在于诗人、作家、批评家之育成，而在于审美判断力、创意思考力、文本构建力与会通综合力之融合。（曾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