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9日上午9时，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应邀在澳门新莆京7906not会议室做做了题为 “通义：汉语阐释学的思想与方法”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澳门新莆京7906not中文系王长才老师主持，中文系部分教师、研究生以及茅以升学院中文基地班的同学聆听了讲座。
李建中教授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专业学术带头人，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宝钢奖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教育部马工程首席专家，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文论及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学术代表作有《体：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解诠》《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批评文体论纲》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重点项目，多次获教育部和湖北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获国家级和省级教学成果奖。在此次讲座中，李建中教授围绕着“通义”这一核心范畴，对汉语阐释学的思想传统及方法进行了精彩的讲解。
李建中教授首先提到当下学科过于细化带来的弊端，即过于强调纵深性，只专注在“点”上，而忽略了广博性，忽略了学问的“线”和“面”，从而引出了“通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他看来，“通义”之“通”，有四层含义，即“汇通”、“变通”、“通达”和“通透”，在方法上要做到意义、思想的汇聚和扬弃，在效果上要争取达到广度和深度兼具，最终融会贯通。
接着，李建中教授从宏观方面，分别从阐释主体、阐释对象和阐释的境界三个方面对通义的内涵进行了说明。就阐释的主体来说，他指出圣人和君子皆是博学之人，作为阐释者，我们要争取做到“君子不器”。就阐释的对象来看，要做到“六通四辟”，时间、空间、道术都应该纳入考量的范围，即“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通义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博雅，“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李建中教授以司马迁和班固所著的史书为例，指出司马迁的史书之所以高班固一筹，在于“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迁书体圆而用神，班书体方而用智”，班固因为太过恪守史学家的专业训练，没能做到淹会贯通，相比之下，失却了博雅，不及司马迁的境界。因此，做好学问，大胸怀、大视野是必不可少的。而另一方面，虽然要力求博雅，但是也要保持警醒，“不可横通”。“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而亦不得不谓之能，是谓横通”。什么都懂一点，但都流于表面，且没有一个通达的心胸，就会如“贩书老贾”、“琴工碑匠”，要么浮泛肤浅，要么匠气十足。
继而，李建中教授在阐释的具体方法上指出通义的三条路径： “通义于词根”、“通义于文献”、“通义于语境”。李建中教授指出汉语的根在殷虚卜辞、商周铭刻、周秦籀篆，因此汉语阐释学的首要任务在于追溯字义根柢，从形、声、义的不同层面入手，辨析本义与他义，这是通义于词根。通义于文献，一方面是要做到广搜文献，另一方面是要做到博览群书。比如在阐释《庄子》的一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就需要将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释文、郭庆藩案、王孝鱼点校相互参照，才能更好理解。此外，汉语是表意文字，意缘境而生，因境而异，高度语境化的性质决定了汉语阐释学对文本的高度依赖和重视，因此我们要借助广义文本，从传世文书、出土文物，到民风民俗、百姓日用，返回语义现场，以此厘清语义内涵，这是通义于语境。
最后，李建中教授以我国古代传统的如评点、诗话、论诗诗等文学阐释、文学批评形式，以及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中体现的“中西之通”等来说明通义的操作方法和魅力，并回答了在场的提问。
李建中教授的讲座既有宏阔的思想视野和深刻的理论内涵，又展示了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法，条理清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让在座的师生受益匪浅。
